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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茶事:日长何所事茗碗自赉持
作者:管理员    发布于:2022-11-23 12:44:13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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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人尚雅,雅事名目亦不少,若论不可或缺者,那必然得有茶事的一席之地。就如同饿了不能不食,渴了不能不饮,要是文人雅集上没有茶,那实在是无法想象。

  自茶在神州大地上出现并风行以来,一直是雅俗共赏的一段佳话。平民百姓哪怕目不识丁,对风雅全无了解,劳累困顿时也能易得粗茶解渴,更有茶社茶馆遍布坊间。这其中有价格低廉极亲民的“二厘馆”,也有水平质量不错的——“泉实玉带,茶实兰雪。汤以旋煮,无老汤;器以时涤,无秽器”,不过这样的地方再好,对文人来说,到底不是自行消遣或雅集盛会之地。凡事开头总要选好处所场地,茶事更不例外,于是文震亨的《长物志》有“茶寮”一则云:“均一斗室,相傍山斋,内设茶具,教一童专主茶役,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

  明代的文人士大夫们将茶事的各方面讲究到了极致,首先考虑的自然是饮茶之处。于是明人首创茶寮,专为自家品茶清谈之地,也成屋宇园林营建时必不可少的考量。在文徵明所作《品茶图》就可见,主客正于一间小室内对饮,右侧即是茶童正在煽火煮水,显然正为续茶做准备。明代陆树声专为自己的茶寮写了一篇《茶寮记》,其茶寮的功用也与文氏所载所画几乎吻合,并且更为详尽:“园居敞小寮于啸轩埤垣之西,中设茶灶,凡瓢汲罂注濯拂之具咸庀。择一人稍通茗事者主之,一人佐炊汲。客至则茶烟隐隐起竹外。其禅客过从予者,每与余相对,结跏趺坐,啜茗汁,举无生话。”

  并且因为茶寮空间不大,也直接限制了品茗对谈的人数,明人张源亦著《茶录》解释:“饮茶以客少为贵,众则喧,喧则雅趣乏矣。独啜曰幽,二客曰胜,三四曰趣,五六曰泛,七八曰施。”茶寮是与书斋类似的私人空间,因此人多喧哗就是大忌,而若无主人亲自指引,客人也无法踏足,所以自然得是被主人足够看重的贵客知己,才能受此待客之道。在明人许次纾的论茶专著《茶疏》里,便认为普通宾朋蜂拥而至的场合,只需摆出酒席,共同饮酒取乐即可,“惟素心同调,彼此畅适,清言雄辩。脱略形骸,始可呼童篝火,酌水点汤”。但知交好友来多了,一二茶童煮水备茶就难保妥当,此时就不妨将茶事暂停,从内席上取些果品来招待。

  今时以主人为客人亲手泡茶为礼,但古时文人风雅则不然。虽然爱茶如文徵明会“至味心难忘,闲情手自煎”,但那是一人独处自斟自饮时的兴趣,在知己临门或雅集聚会的场合,一壶茶是不够的,主宾双方也一般都不会亲力亲为地煮茶,而是由训练有素的茶童代劳。因此茶事中除了作为主体的文人之外,最不可忽视的“人”的要素,便是茶童了。

  唐代卢仝号玉川子,博览经史,才华出众却不愿仕进,清贫度日又好饮茶作诗,尤其嗜茶成癖,所著《七碗茶歌》千古流传,他亦被尊为茶中亚圣,仅次于茶圣陆羽。韩愈曾写《寄卢仝》提及“玉川先生洛城里,破屋数间而已矣。一奴长须不裹头,一婢赤脚老无齿”,卢仝家中极贫,住着几间破屋,还需要邻居送米接济,但依然留着一奴一婢。联想煮茶礼节的繁琐,这一奴一婢便极有可能是要为卢仝煮茶。

  明代吴中文士热爱以茶入画,他们之中本就不乏精通诗文、能书擅画的名家宗师,以此时登峰造极的文人画来记叙见证茶事风雅,可谓再合适不过了。这些茶画中就有不少以卢仝为主题。卢仝既才华横溢,又品行高洁,最后因卷入“甘露之变”,后脑被宦官钉入钉子而死,这让唐寅、文徵明这类同因时局黑暗而治国济世无望的文人士大夫很难不感同身受。因卢仝被害前曾得一子,取名“添丁”,后来遭难,人们便认为这是喜事中隐藏凶兆的谶语。唐寅便作一幅《卢仝煎茶图》,并题诗一首:“千载经纶一秃翁,王公谁不仰高风?缘何坐所添丁惨,不住山中住洛中?”其他人画的卢仝煮茶品茗图也不少,如仇英的作品,就画有老婢煮茶,老仆汲水,卢仝本人静坐屋中的画面。可以说若是以卢仝为题的茶画,这“一奴一婢”往入就是“标配”,这大概也是明代文人茶事必得有茶童茶仆的一种渊源。

  按《长物志》所说,茶童专注煮茶奉茶一事,由懂茶的主人细心教导直至功夫娴熟,看似单纯也渊源有自,然而并不简单。明代自明太祖朱元璋“兴散茶,废团茶”起,煮茶饮茶方式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同于此前以茶末点茶并一同喝入的饮用方法,明代以沸水冲泡散茶后饮用茶汤的“撮泡法”一直沿用至今天,按文震亨的《长物志》所载,这般做法虽“与前人异”,但“可谓尽得茶之真味”。不过,虽然文震亨说明代饮茶之法比起前代“简便异常”,但其实为了得“茶之真味”,从茶叶茶器、清水炭火的选择到洗茶煮水诸多环节,皆有极其考究的标准,这就要求茶童必得心无旁骛,全神贯注,才能一丝不差地满足主人的要求。

  在全国爱茶的时风之下,吴中之地尤以人杰地灵而有着出类拔萃的优势。茶有产自苏州虎丘山的虎丘茶和产自苏州天池山的天池茶,皆是茶中难得珍品,与苏州相去不远的宜兴还有著名贡茶阳羡茶。水有被茶圣陆羽誉为“天下第二泉”的惠泉水。文徵明诗中所谓“绢封阳羡月,瓦缶惠山泉”,便是能以惠泉水冲泡阳羡茶的至高享受。唐代权相李德裕就曾命人千里加急为他送惠泉水来泡茶,“丞相长思煮茗时,郡侯催发只忧迟。吴关去国三千里,莫笑杨妃爱荔枝”,这比起杨贵妃的荔枝也不遑多让。对文徵明这样的文人来说,李德裕这样的权贵自然是俗中之俗了,上好的茶叶和泉水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到他们手里,也不过是暴殄天物。所以文人在茶事等诸多雅事上穷极讲究,目的之一就是可以与俗人区别开,同时也让风雅名物不至于明珠暗投。

  观诸多茶画,不难发现画上茶童几乎必不可少的行为便是烧火煮水,以备泡茶,足见一壶恰到好处的沸水对茶事举足轻重的影响。从陆羽的《茶经》开始,就已经有对沸水的要求,到了明代《茶谱》《茶疏》《茶录》《长物志》等论茶著作繁多,烧水被称作“候汤”或“汤候”,更是必不可少的一节。许次疏的《茶疏》有载:“水一人铫,便须急煮。候有松声,即去盖,以消息其老嫩。蟹眼少后,水有微涛,是为当时。大涛鼎沸,旋至无声,是为过时,过则汤老而香散,决不堪用。”

  “老”和“嫩”是沸水的程度,以此判断沸水的质量。首先要取优质坚木炭,烧至通红后再来投入炉中烧水,茶童煽风助燃,必须有足够的速度,让炭火中的火焰不熄,这被称作“活火”。如果水沸到一半炭火熄灭,那么这锅沸水只能弃了重烧。确保活火不熄的同时,还要盯紧沸水的变化——“始如鱼目为‘一沸’,缘边泉涌为‘二沸’,奔涛溅沫为‘三沸’”,如果水刚沸腾,铜炉也才热起来就取用,那么这时的沸水就太“嫩”,如果“水逾十沸”,那就太“老”了,都不能用来泡茶。一个合格的茶童,首要之务便是能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按标准煮出一炉好水,稍有差错纰漏,是逃不过主人和雅客挑剔的舌头的。同理,若能将烧水一事熟练,那么其他诸如洗茶、涤器等环节也就不在话下了。

  如此,茶事需要的人,似乎也就只有主仆与宾客了,然而文人有借物抒情、寄情于物的作风,清风明月亦可为友,而茶事中所需的各色茶器,必不可少又日日相伴,自然也是与知己无异的存在,于是文人用心为茶器一一配上雅称——茶罐又名“建城”,因“建安民间以茶为尚,故据地以城封之”;水缸则是“云屯”,因“泉汲于云根,取其洁也”;乌炭为“乌府”,因其火焰灼灼,“触之者腐,犯之者焦,殆犹宪司行部”;水盆也叫“水曹”,因用于洗涤茶器,“如人之濯于盘水,则垢除体洁”;还有勺子叫“分盈”,“团风”是用于扇火的湘竹扇,“撩云”是竹茶匙等等,但诸样茶器,也有主有次,众茶器皆如侍从,以侍奉辅佐“苦节君”为业。

  “肖形天地,匪冶匪陶。心存活火,声带湘涛。一滴甘露,涤我诗肠。清风两腋,洞然八荒。”——得此盛誉,只因“苦节君”并非寻常茶炉,而是以精细毛竹搭配耐高温泥土制成的方形煎茶风炉。因竹子中空有节,其性坚韧,制成竹炉后虽日日受焰火烤灼,仍不改韧性,坚实可用,如人之固守节操本心,明人便为之取名“苦节君”。宋时文人就好以竹茶炉煮茶,杜耒《寒夜》诗云:“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明代洪武年间的“听松庵竹炉”更是对茶事风雅起了鼓舞人心的影响力。

  明代洪武二十八年,惠山寺住持性海请湖州竹工编制了一个煮茶的竹炉。竹炉外观仿天圆地方之貌,外部编竹,内里填上陶土,炉心装有铜栅。性海以此竹炉烧煮惠泉水,泡茶招待文人雅士,成一时风雅佳话。吴门画派先驱、九龙山人王绂特为性海画《听松庵竹炉图》,题画有“僧馆高闲事事幽,竹编茶灶瀹清流。气蒸阳羨三春雨,声带湘江两岸秋。”等赞叹之句,其弟大学士王达撰有《竹炉山房记》,均为稀世墨宝,经众多名家鉴藏后入乾隆皇帝宝库。王绂真迹于乾隆四十四年毁于火,乾隆皇帝特命人补绘《复竹炉煮茶图》,足见帝王爱重之意。

  明代永乐年间,性海圆寂,竹炉也流失毁坏。但据王绂、王达之作,人们不难得知竹炉形貌,于是成化年间,对竹炉的热忱再兴,复制仿造者不少,吴中文人领袖吴宽在京为官时,就收到了无锡文士送他的听松庵竹炉仿品。

  吴中文人也不只是仿制听松庵竹炉,他们对前人风雅的向往追求,直接转化成了自身实践茶事的动力与热情。明正德年间清明期间,文徵明与好友蔡羽、王守、王宠、汤珍等好友七人共赴无锡惠山,登山品泉,饮茶赋诗,利澳娱乐注册留下传世名作《惠山茶会图》。他们在惠山竹炉山房集会,汲惠泉水,用王守、王宠兄弟的王氏鼎烧水泡茶,“三沸而啜之”,饮后只觉“识水品之高,仰古人之趣,各陶陶然,不能去矣”,好水好茶,让他们在惠山流连忘返,此前冒雨行路,也完全值得。

  王守、王宠兄弟的“王氏鼎”在《惠山茶会图》中被详尽描绘,是一名小童正拨弄鼎中炭火,这是文徵明茶画图中经典的“一炉一仆”程式,但不同于其他作品中的普通形制,文徵明所画“王氏鼎”的形制与同行的蔡羽所作《茶鼎记》一文对此鼎的描述相吻合——由铜制成,方箱形制,三面闭合,一面设风口和风门,箱两侧有兽纹鼎耳,又有可以提起移动的提梁。“王氏鼎”与听松庵竹炉之间,难说全无渊源。在因竹炉佳话而盛名在外的竹炉山房中以王氏鼎烹茶,或许就是吴中士人们追慕先辈亦彰显自身的独特浪漫。后来文徵明之子文嘉也来到惠山,仿父亲之作画《惠山图》,画上茶炉依然可见听松庵竹炉之形貌。

  成化年间的吏治昏暗,堵死了文徵明、唐寅等人的仕途,他们的才华名扬四海,却终没有机会跻身朝堂、济世治国。理想的落空带来的郁闷愁苦,是始终扎在心头的刺,他们于是流连山水,寄情风雅,以此自我疗救。虽有这一层无奈的缘由,但也因文人风骨,对风雅之好同样发自内心,雅趣亦自然而然,并无勉强为之的造作。一盏清茶入口,清爽惬意,身心舒畅,如唐寅题《事茗图》诗曰:“日长何所事,茗碗自赍持。料得南窗下,清风满鬓丝。”

  1. 胡惠琳《正德年间的吴门文人茶事——〈惠山茶会图〉卷及相关问题研究》

脚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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